2020-06-17 B生活吧

台湾的高龄化问题日益严重,政府为了因应而推出了「长照2.0」政策。做为长照政策的经费来源,财政部在今年4月拍板、并于6月调涨菸税,使得每包香菸的课税调高20元。政府预期,在税收调高后,不仅可以减少国人的吸烟率,增加的菸税收入能在未来五年提供长照政策稳定的经费。

政府显然打着如意算盘,希望拥有稳定长照经费的同时,能够同步减少吸菸率,减少未来照护的需求。然而,这样乍看之下如此两全其美的政策,其实充满了许多疑虑与矛盾。

台湾老年人口在未来几年会快速攀升,预期到了2025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(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0%以上)。在未来,台湾的长照需求只会不断增加。然而,政府以菸税做为长照的主要财源之一,却有着本质上的矛盾。菸税的调涨是希望减少台湾的菸品的销售量,但若菸品销售量真如政府所说的减少了,难道不会造成长照资金的短缺?而若菸品销售量没有明显减少,不就又显得台湾控菸政策的失败,也预示着未来有更多人可能罹患心血管疾病、脑血管疾病甚至恶性肿瘤、进而增加台湾长照的负担。这中间的矛盾,不禁让人怀疑菸税作为长照经费来源的合理性。

其次,根据政府的估算,菸税调涨后预期每年会增加225亿元的收入,这些钱加上调高的遗产税(政府估算一年约60多亿)将全数挹注长照资源,算下来一年可以有300亿以上的经费投入长期照护。换句话说,在每年的长照预算的300亿当中,由吸菸者所负担的金额就佔了三分之二以上。但是政府却忽略了,吸菸率与阶级和收入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。许多研究统计都显示,低社经地位与低收入的族群吸菸率,均高于高社经地位与高收入的族群。

在台湾也有类似的统计资料。根据多年前国卫院的调查,台湾的吸菸比例,以蓝领阶级男性(59.8%,2001的调查资料)最高,其次是售货与服务业的男性工作者(54.5%)。若以薪资作为区分,吸菸率在月收入在20,000到39,999元的男性最高(53.9%),其次是月收入5,000到19,999元的男性(49.1%),而同时月收入80,000元以上的男性族群吸菸率仅有34.7%。可见台湾的吸菸率也与收入和阶级有显着的相关性,特别是月收入在5,000到40,000元的男性族群,是台湾吸菸率特别高的族群。

而在2015年卫福部最新的调查结果中,男性族群的吸菸率,在月收入10万元以上最高为40.7%,其次是月收入两万至四万元之间的36.4%。即便高所得族男性的吸菸率在近几年来的调查结果较高,但如果考量到台湾目前的薪资分布,会发现台湾目前的薪资中位数约为四万元,可见台湾有约一半的人月收入在四万以下。这样推算下来,可以看到在吸菸族群里高所得者只佔约5%,而月薪在四万元以下者则佔63.5%。

因此,若是以菸税作为长照财源,也就代表着这些月收入四万元以下族群,必须负担我国沉重的长照经费。而相对地高所得者由于其吸菸人数较低,在菸税的这部分,反而所需负担的长照经费少于低所得的族群。很明显地,这样的经费来源并不符合分配正义。而这样的负担比例,使得原本立意良善的长期照护,变相成了劫贫济富的荒谬政策。

即便有人认为,吸菸是有害健康的行为,吸菸者在未来也比不吸菸者更容易使用长照资源,因此依据使用者付费的原则,菸税作为长照财源并无不妥。然而这样的论点忽略的是,吸菸并不是唯一有害健康的行为。在现今社会,我们很容易暴露到各种对健康有害的因子,例如食用过甜或过油的食物、缺少运动、过度饮酒、久坐或熬夜,而这些行为往往也会导致糖尿病、高血脂或其他生心理上的疾病。笔者认为,在现代的社会里,危害健康的行为往往具有普遍性。不只是吸菸者,我们很多的行为其实或多或少都是危害健康的因子。

此外,我们人类的躯体不可能永远健康,不管是任何人,总会有迈入老年与生病老去的一天,也总会有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。长照的需求有一定的普遍性,特别针对吸菸者的收费,并不符合使用者付费的原则。笔者认为,若要长照的经费来源,需要有类似全民健保的收费制度,才能维持稳定的财源,也才有一定的正当性。

除了作为长照财源之外,政府同时也想藉由这次菸税的调涨来减少吸菸率,但令人遗憾的是,这次的菸税涨幅并没有达到国际的预期。根据WHO建议的MPOWER控菸政策,菸税建议要达到菸品零售价的至少70%以上,才能有效地控制吸菸率。然而这次菸税调涨后,每包售价100元的香菸,菸税加菸捐仍不到60%,依旧远低于WHO建议的比例。而即便调涨之后,台湾的菸价仍然低于大部分已开发国家。因此这次的涨幅,不仅可能没办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成果,更可能因为调涨价格,反而造成尚未戒菸者的经济负担,特别当中有许多是低收入族群。

亚洲地区的吸菸率一直以来都高于欧美国家,台湾身为吸菸率高的国家之一,应该要好好评估戒菸政策,并且妥善调整菸税,以达到更加有效的控菸效果。而菸税的收入更不应该投入长照计画,而是应该要作为菸害防制与戒菸政策的经费,如此一来才能更加促进国人的健康。至于长照经费,笔者认为应该要设置独立的社会福利收费制度,并且秉持量能收费的标準,这样经费的来源才能够稳固,也才能符合分配正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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